本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岔路口上，总是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增加了所有集团（包括穷人）的收入，但是相对来说富人的收入却有了更大的增加，这就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第二种选择没有增加穷人的收入，但是它降低了富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状况虽然改善了，但贫穷的程度依然如故。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们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选择。在这方面付出最惨重的社会经济代价的典型要算是巴西。
巴西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在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采取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发展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片面的发展哲学曾使巴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高速增长，但却留下了许多隐患，使巴西很快就由世人称羡的“经济奇迹”成为供人吸取教训的失败典型。从其失败经验来看，有几条是最主要的教训：
1、贪大求快，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大企业，造成国内很高的失业率。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阶段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能吸收大量的劳工，带来广泛的现代化动员与技术普及，较广泛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等等。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仅未完成出口导向的转变，形成的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被称之为“资本密集的进口替代附带出口繁荣”，在这种模式中，出口创汇难以支持进口原料和资本货的需求，于是靠国际贷款来维持生产。这样既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又使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广大人民被排斥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高失业成为巴西一大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2、在巴西“官僚-威权主义”的所谓国家、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的“三联盟”中，政府同国际垄断资本相互支持，而民间资本的发展则受到限制。政府把兴趣放在效益很差的国营企业上，为维持国营企业的运转，政府大量给予其信贷支持，并向国外的金融资本求援。国营企业的膨胀，不仅导致巴西经济缺乏活力，也使它加重了对国际金融的依赖，80年代中期巴西外债甚至一度超过1000亿美元，经济负重增长。而民营企业则由于受不到政府应有的重视，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却自暴自弃，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
3、巴西国内高收入阶层仿效西方发达国家豪华生活方式，生产奢侈品和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一般大多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而满足大众基本生活消费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片面向大型企业倾斜，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过量地流入有利于富人的大企业，而关系到穷人生活的中小企业则资源严重供给不足。这一方面造成巴西产业结构畸型化，并加剧二元结构矛盾，另一方面又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巴西军人政府又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活动，以维持低工资制。所以到70年代中期，巴西20%最底层的人口仅占分配的27%，而与此同时韩国的同一数字却为7 5%，台湾为8 8%，广大民众被排斥，只有少数人能接近消费市场。
巴西等拉美国家在80年代的经济困难的表面原因是债务危机，但其深层原因却源于社会体制。这种以高失业率、累累外债和收入高度两极分化为特征的发展道路被众多经济学家斥之为“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巴西病”被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失败典型。
(1300字，原载于《南方周末》1998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