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成了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中国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终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注，今后几年内中央政府会设法通过借债而集中上千亿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况由来以久，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呼吁要关心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里也每年照例都有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承诺，但十几年来，这些承诺多半落空了，实际上只是在重复空洞的口号，而无实际的行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前半期沿海地区盲目开发房地产的热潮中，沿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从西部地区又套走了巨额资金，造成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失血”，而中央政府对此却未加过问，更未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今年以来之所以西部开发成为新的政策热点，其实也不是重新检讨过去十几年里政策上忽视西部发展的结果，而是掺杂着对短期性功利目标的追求。这个短期的功利性目标是，在东部地区投资空间饱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在西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复苏。换句话说，今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宏观策略的一部分。按照这样的政策目标，这上千亿的投资只要能带动全国经济的增长率提高一至两个百分点，似乎就算成功了，至于西部地区为什么落后面貌长久不变、这上千亿投资在西部地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投资效果，却常常不是西部大开发宣传报道的重点。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应该是真正促进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彻底改变，而不是单纯借在西部地区施工的项目来为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创造需求，否则，等这上千亿元的项目经费花完后，可能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依然照旧。这样来看，在西部大开发的宣传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显然被忽视了，那就是，西部大开发能在西部地区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必须分析西部地区的落后现状，西部的落后仅仅是因为缺少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吗?
从六十年代开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呈现出明显的城乡隔离模式，农村经济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而城市经济则以国有重工业企业为主，私营经济或外商投资始终只占很小的比例，以国有工业为基础形成的社区与农村彼此基本上没有交流、合作，而地方政府所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在国有企业里安插子女，或从国有企业那里挤点钱出来维持地方公益事业。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发展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农产品价格的不断回落和农业投入品价格的持续上升，使农民的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难有提高。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西部地区的国有重工业企业普遍陷入了萎缩、破产的境地，职工下岗日益普遍，企业缺乏前途，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地方精英的出路就都集中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于是，一方面西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连必要的农村教师的薪水和农村校舍的维修资金都拿不出来；另一方面，地方的行政事业单位里的冗员却日益膨胀，而且奢华之风日盛。这样，地方政府就必然要不断增加对残破的国有企业和贫困的农民的摊派，而地方政府本身的庞大开支已经构成了阻碍西部地区发展的沉重包袱。
很明显，要真正地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必须从有效地改造国有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改造地方政府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减少当地发展的包袱，创造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否则，光靠几百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不能根本改变当地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可以想象得到，许多地方官员会把这次西部大开发看成几十年一遇的发财良机，将千方百计地插手工程项目、捞取回扣、中饱私囊。要改变西部地区的社会精英靠“吃”政府、“吃”财政过日子的政治经济结构，显然不能指望他们自我节制，而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比如，可通过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来改变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缩小其规模、减少摊派数额，建立对农民比较负责、而不是靠“吃”农民过日子的政府。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发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才能确实扎根到基层、面向当地老百姓的需要，产生真正的持续的渗透效果。否则，正象不少学者所担心的，在目前的体制下，西部大开发很可能变成一场抢投资、乱上项目、发项目财的新“大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所满足的实际上只是地方官员和围绕着官员的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西部地区民众迫切需要、但对官员们来说“油水”不足的项目，则可能落空。再过三五年，中国是不是又要讨论，在西部大开发中付了多少“学费”呢?
2000年5月应BBC稿约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