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结构和观念文化也步入了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社会乱象。官场和商场上腐败蔓延，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日渐低下；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假货盛行，黑社会活跃；权力崇拜伴随着弱肉强食，民间疾苦乏人问津，社会公正不得申张。在这些社会乱象的背后，则存在着明显的道德和伦理失范的趋势。社会不但不排斥、相反却容忍甚至接纳贪渎腐败卖淫行贿等劣行，荣耻混淆，正误不辨，唯利是图。从各级官员到许多知名学者，金权崇拜泯灭了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从稚龄学童到研究生，羡富笑贫、重利轻义比比皆是。
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侵蚀的结果，其实，了解西方社会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上述乱象其实比西方社会要严重得多。在中国，片面强调“把经济搞上去”的跛腿方针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和道德伦理的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遮盖了如何“富起来”的重大是非问题。面对这样的令人忧心的局面，道德伦理的重建本来早就应该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重心。但事实上在中国的学术界里这却是个冷门话题。中国最活跃的那些专家们争先恐后地把眼光投注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政府欢迎的议题中，却很少关心道德伦理的重建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不仅仅是重新构造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过程，也是重建道德伦理的过程。如果道德伦理的转型过程严重落后，设计得再周严的经济或法律制度也会在实施中被扭曲变型。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来实施的，而人的行为不光受正式颁布的法规约束，也为道德伦理规范所左右。在道德伦理失范的情况下，人们的不当行为会把转型中的体制引到混乱或劣性化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必然会经历道德伦理的双重转型，即一方面，原来的道德伦理观念要摆脱某些本国文化的传统特性而向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转变，另一方面要摆脱过去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支配。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走的是所谓的“渐进”式道路，那么这两方面的转型就会发生很大矛盾。“渐进”式道路的主要特点就是，旧体制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正式地位，结果阻碍了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向现代社会模式的转型。这就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道德伦理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在原有意识形态框架里修补道德伦理缺失而始终难以收功的根本原因。
改革前的旧体制奠基在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意识形态之上，这种意识形态借助政治强力和国家对经济机会及资源的垄断，完全压制住并进而改造了民间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使得中国的全民道德伦理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峰。那时，许多人把对领袖的效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把个人存在的价值理解成为领袖和党献身，这种通过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对领袖和执政党的狂热崇拜，远远超出历史上民众忠君的程度。虽然在当时一度巩固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却埋下了这种意识形态走向物极必反、今后在民间破产的伏笔。
改革开始以来，执政党为了现实需要不得不部分修改其政治理念，从“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改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不变，从“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变成了我“先富起来”。这样的修改其实已经造成基本政策和干部的现实行为严重背离其传统的意识形态，甚至有时与意识形态的规范完全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用旧的意识形态去为政治合法性辩护，把教育系统各层的道德伦理教育仍然束缚在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实际上不但没能维持住旧的官式道德伦理观念的地位，相反却暴露出这种官式道德伦理的非现实性，甚至虚假性。当各级干部一面以腐败贪渎的身教影响着社会时，他们另一方面又对老百姓空喊要精神文明。对此，社会上流传的一种典型评价是，许多干部是“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这种言行背离的道德伦理示范社会效果极坏。
另一方面，用政治权力强行维持官式道德伦理的正式地位，又在客观上阻止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能引导规范社会行为的现代民主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这样，官式道德伦理难以为范，干部行为给出了不良示范，而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又遭到排斥，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真空”或失范。如果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并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中国有不少学者一向热衷于论证“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我们从道德伦理失范的现状中可以看到，单纯经济改革的转型道路已经让中国社会为“上层建筑的落后”付出了严重代价。道德伦理的失范深深影响着两三代人，而中国今后的制度转型又将被这两三代人的流行行为和观念所扭曲。如果说，完全扭转各级干部言行相背的状态难度太大的话，那么，改革“落后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重建社会道德伦理的主要途径了。
2001年2月应BBC稿约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