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6日，中国农业部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监督卡”工作，该通知还指出，没有发放监督卡的农村，农民有权拒交税费。通知发出后，通知的受惠者农民们并未激动，而媒体又照例激动了一次，从中看到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
农民们的沉默可以理解，多年以来，他们对地方政府那些远远超过中央政策规定的税费已经司空见惯，知道中央政策只不过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明规则”而已，没有几个地方真将税费控制在中央政策规定的数目之内；真如此，乡村干部们都喝西北风去？中央政策虽然三令五申，但他们还得按照地方政府的“潜规则”办事，负担那些由地方政府摊派的“二税”“三税”，而这类税收的情况有如民谣所唱：“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如果谁敢挑战“潜规则”，绝对没有好下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0年江西省《农村发展论丛》副主编桂晓琦的遭遇，桂晓琦只是将历年来中共中央颁发的各种文件汇编为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竟被江西省政府宣布成“编反动书籍”，成为通缉犯，不得不出逃在外。
不能否定中国朝野对农民群体的关心。近几年来，中国农民群体成了学术研究的重点对象，朝野上下对农民的处境非常同情，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有如汗牛充栋，尤其是在官方的调查报告与地方政府的年终政绩总结中，农民的处境正在不断获得改善。高兴之余，中国政府甚至将税费改革称之为“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
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笔者手头有一份关于安徽省税费改革的调查报告（当然只是内部传阅），很能说明实情。4年以前，安徽省成为全中国率先实行税费改革的第一省，据官方上报，该省取消了一切集资、摊派，减免了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比以前减轻了30％以上。但与此同时，农用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经营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大大增加，税费改革带来的好处被生产成本加大所抵销。更重要的是乡镇精减基层干部几乎无法开展，凡打算精简基层干部的乡镇领导，其结果都是自己灰溜溜地走人。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费用压在乡镇一级，最后这些费用自然都以各种名目再度成为农民负担，只是名目变了而已。
而上述造成税费改革无功而返的因素，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乡村政权结构与行政特点所造成的，且根本不可能依靠“税费改革”来革除。可以说，税费过重只是中国农村政治体制病的结果，即问题之“末”，而不是体制病的原因，即问题之“本”。被当局者称之为“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的税费改革，最多只是动“末”之举措，但“本”病犹在，治“末”之举实在难收功效。
中国农村最根本的病灶在哪里呢？就在于没有将农村改革的重心放在中国农村社会的重组上，没有考虑应当赋予农民各种社会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不只是选举村长的权利）；经济权利，核心是拥有完整的土地权利以及自由流动并到城市里就业的权利；文化权利，核心是受教育权利。毛时代用人民公社形式重新组织中国农村社会，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之举。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再次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但由于中国当局只愿意从事经济改革，如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组人地关系，却不肯让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权利，导致县乡政权对农民土地肆意掠夺，至今为止有7,000万农民失去土地；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口制度，则使农民无法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乡村选举改革的迟到与不彻底，使得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欺压民众；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至今只占有20％的教育资源，导致农村教育资源的稀缺。而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又使得大多数农民无法到农业部门之外的生产部门就业，中国农村现在共有2亿多过剩劳动力，从2002年开始，每年还要新增800万劳动力。所有这些，盘根错节，构成了难以解决的所谓“三农”问题。
面对矛盾丛生的困境，一项税费改革无法使农民走出困境。说税费改革是“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充其量只是当局的一种自慰而已，无助于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6月3日，第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