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一件事是9月上旬披露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案。王斌余兄弟两人向包工头讨要一年半的3,000多元血汗工资而不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而连杀四人。另一件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9月14日在联合国总部宣布，中国将免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在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等五大支持举措。
两场社会戏剧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卑微如尘埃的社会最底层、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可怜人物；一个则是位于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至尊者。一个为了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拖欠工资铤而走险，在用刀子结束4个人的生命之后，自己也将踏上不归的黄泉路；另一位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挥洒金钱，换得万邦喝采。这两幕人生戏剧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笔者的回答是，有联系。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为政不仁，视民众如刍狗，才有了上述两幕戏剧的上演。在中国类似于王斌余这种处境的农民工还有好几千万，而他们之所以陷入如此绝境，与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中国农民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群，其生活之悲惨与无权状态，早就比以被不公正对待闻名的巴西农民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但实际上征收税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是要供养日益庞大的乡镇干部队伍。有资料披露，中国现在是平均28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但这只是指编制内的，并不包括编制外的庞大乡镇干部。通常情况下，一个乡镇行政编制大约40人，事业编制大约70余人，但在这百余人的背后，乡镇财政往往还要养活众多不在编制的人员。
要养活这么多吃官饭的人，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有多篇调查谈到，农民现在种田所得的收入，已经低于上交各种税费总额，农民必须从非农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缴纳各种税费。每到催粮派款，农民们就被基层干部整得鸡飞狗跳，一片哭声。看到中国农民如此悲惨的生存状态，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也没有兴致给胡锦涛的慷慨援外鼓掌。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从人均GDP799美元到2,990美元的区间内，皆属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而中国直到2003年，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处于受援国行列。中国政府凭什么为了“面子”与虚荣，毫不顾惜农民中有将近半数正在贫困线上挣扎，出手阔绰地支援发展中国家？追根溯源，这与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政治变革诉求有关。
与英、美、法等国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而是出于要挽救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免于分裂和衰败。在几代中国人看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分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个人权利的分量。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直到胡锦涛这四代统治者的眼中，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人权。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改革仍然受制于这种思维，强国梦与和平崛起可以大谈特谈，人权却被束之高阁，甚至不被深受意识形态宣传影响的广大国人认为是个问题。
中国人应该认识到，人权远比政府的虚荣重要。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在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1960年代初的3年大饥荒时期，中国还在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000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000万元人民币。中国人应该算算这笔帐，中国政府的面子是多少条人命换来的？无论如何，一个政府首先应该对本国人民负责，因为毕竟是本国人民在纳税供养这个政府。
孟子曾说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确实应该将“强国梦”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9月22日，总1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