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当局的批评声音越来越高。就在5月上旬，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联合国成员国阻止中国、伊朗等7个严重践踏人权的国家进入联合国新创立的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瑞士的“联合国观察”对65个竞选人权理事会席位的国家的自由程度分别进行了评估，中国名列自由程度最差国家的榜首。“联合国观察”还指明中国等严重迫害人权的国家“是对人权理事会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于5月3日公布《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把中国、北韩、苏丹等列入“特别关注国”；而在巴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竟然与金正日、卡斯特罗、卡扎菲等独裁者一道，被当作“新闻自由的天敌”在埃菲尔铁塔上被示众一天。更有境外媒体干脆将中国称为“亚洲民主的毒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如潮的批评声，不由得让人想起去年5月以前各国媒体争先恐后赞美中国的盛况――当时，世界著名媒体如英国BBC、美国《新闻周刊》、CNN等争先恐后地对中国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完全避而不提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与那时相比，这些批评声音终于让人有了峰回路转的感觉。
不过，这些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权而呼吁的努力，不一定为大多数中国公众所理解。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新闻媒体严格管制之下，有两个观念深入中国公众心灵深处，一是霸权主义害怕中国崛起，以人权为借口打压中国；二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是各国政府的白手套。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又多了一项内容，指称一些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而中国政府如今也只认同一种革命，即曼德拉那因人种颜色而得名的“黑色革命”――不过笔者孤陋寡闻，不知还有他国人士也如此称呼曼德拉领导的反种族歧视运动？
但是，正是这种在本土争取人权受到强力压制，甚至人权的普适价值也被歪曲到只剩下吃饱饭的“生存权”的国度，尤其需要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国际政治学家凯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提出了“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拒绝对本土公众的压力作出正面反应时，来自国外的一些活动家或国际组织因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与舆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并迫使该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调整政策。如果本土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外媒体及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就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回飞镖效应”，即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该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是出口转内销。
这种“回飞镖模式”至少产生几个作用：
第一，可以及时向世界公布中国人权状态的各种消息，使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劣行与反迫害的抗争处于透明状态，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第二，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推动，借舆论压力说服或迫使各国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形成外交压力；第三，可以让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感到自己有强大的奥援，不是在孤军奋战。
纵观中国人权的进步，确实有赖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与众多国际人权组织持之不懈的努力。正是在它们的压力下，中国人权事业才取得了积铢累寸的一些进步。就是在美国的干预下，中国的政治犯、思想犯与良心犯总算不用为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追求付出生命的高昂代价，而是相对不那么残酷的被监禁、放逐――不要小看这些进步，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一点小小的松动就会使反对人士的空间扩大，勇气百倍增长。
在争取中国人权进步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那就是美国的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自从16年前开始，康原先生就在中国搜寻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数目共达5,000名左右。在他那高超的干旋技巧之下，这些政治犯当中有好些人获得了自由。
这些国际人权组织为中国人权所作的努力，在中国获得新闻自由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会逐渐理解并心怀感谢。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11日，总1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