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一方面，中国当局似乎展现了日益膨胀的自信，其具体例证就是最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反卫星飞弹成功测试；而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对言论控制的日益加紧又显示了它的极度缺乏自信与政治恐慌：先是划定1957年“反右运动”与1937年“七七事变”为两大言论禁区，继而又由新闻出版总署下令查禁8本书籍。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以“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
由于中国政府多年致力于编织文网，网眼也愈来愈密，国人在谈国事方面早已高度“自律”，所以当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解真实的历史记忆并构造虚假的集体记忆，通过控制言论、信息隔绝来达成人群之间的隔绝。此举只是效法当年毛时代的故智：只要人被隔离成社会中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也就无法集结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与共产党对抗。如果对中国国情尚有几分清醒的判断力，就会明白此次中国向世界展示反卫星飞弹技术，正是缘于政治恐慌感，想藉此警告美国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及政治制度，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
然而，就算此情此境之下，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也还是不能通过“等待”就能到来。相反，“忍让”的结果是导致文网日益密织，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生存与发展脉络均显示了这一点。
胡平曾借用索尔仁尼琴“鱼群与渔网”这一比喻，生动概括中国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六四”之后，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我认为这一比喻非常恰当。其实，笔者当年在中国历尽周折，发表了《现代化的陷阱》与一些文章，就属于“钻网眼”之举。当时外国传媒误以为这几本书的出版标识著“北京的春天”，我尽管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漏网之鱼”，但也曾对这种钻网眼的举动抱有希望，指望钻网眼的鱼多起来，能够将网眼扩张得更大，甚至弄出破洞来。
但此后几年的事态表明：依靠少数鱼钻网眼的举动，并不能粉碎渔网。每逢有几条鱼钻出网眼，当局必将网眼织得更密，于是，能够钻网而出的鱼也日见稀少。
期望当局变得开明一些，将“言论自由”赐予国人，已被事实证明是文化界的一厢情愿。袁鹰的《风云侧记》一书被禁就是一例。袁鹰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按他的预测，他自己曾说过，他所写到很多事情，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2006年11月13日总理温家宝在“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时曾许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当时其实中国政府正在肆无忌惮地控制舆论，抓捕异议人士。但袁鹰对这种虚情假意的表态还是感到激动，表态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语音刚落，他的《风云侧记》竟然被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党指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遭禁，真要算是当代中国的黑色幽默。
??举袁鹰先生为例，绝无批评之意，而是想说明：在一个依靠谎言维护极权统治的政府管制下，言论自由是等不来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暗流汹涌不息，即使大家非常自律，被政治恐慌感折磨的顾此失彼的当局也会神经过敏，这次被禁的八本书就是一例。
中国当局的愚蠢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控制言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容易做到，因为封闭社会里具备控制言论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如资讯传播手段的落后，民众的愚昧，还有民众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崇拜等等，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而现在的中国民众已经不象毛时代那样愚昧，互联网的开通也使当局的言论控制越来越困难，中国当局的政治权威更是严重下滑。所以中国当局控制言论的努力与其梦想的效果相差很远。
但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必须意识到，依靠钻网眼的方式无法粉碎渔网。目前中国知识界以微言讽刺、涂上政治保护色这类努力争取著作的出版，有如聪明的鱼想方设法钻过渔网网眼一样，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漏网之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鱼群团结起来粉碎渔网。
令人鼓舞的是，被禁书的作者之一章诒和女士对当局表达了她的抗议与愤怒，一些身在中国境内的文化人如沙叶新等人也起而支持。这些，就是鱼群试图粉碎渔网的尝试与努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2月1日，总1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