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不再担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以来，海外抵制奥运又起一波高潮。中国当局申办奥运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对外炫耀国威，对内展示万邦来贺的盛况，如今却陷入求荣反辱的境地，为了在国内保住“面子”，中国当局颇花了一番心思。
在解说海外抵制奥运的信息方面，中国当局的宣传策略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有限地披露部分真相，不该让民众知道的绝不涉及只字片语。斯皮尔伯格辞职这条消息必须公布。当局在这点上算是吃透了中国民众，因为斯氏辞职的理由是中国当局在解决“达富尔人权灾难”上没起到应起的作用。但中国民众其实并不知晓本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及在阻挠国际社会解决达富尔地区问题时所起的恶劣作用，在主流媒体引导下，一些人颇感愤怒：那个地区的事件，与中国政府扯得上吗？真是没事找事，小题大作！反过来，这种表达愤怒的“民意”正好成为扔向斯皮尔伯格的砖头。
但图图大主教等8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参与抵制这件事情则绝对只字不提，因为这些人士所具有的国际声望，使中国当局很难给他们贴上“国际反华势力”的标签。国际人权组织持续不断抵制奥运的消息更是封锁得密不透风――当局很明白，这类消息绝对不能让“素质低下，还未为实行民主政治作好准备”的中国民众知道，否则总有人会从中产生许多当局并不喜欢的联想。
二是营造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如此大事上，仅有本国民众的愤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国际舆论的支持。这次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大有长进，不象当年申办2004年奥运未成功时那样，只是找上本国宗教界、知识界、体育界……甚至连工人农民代表都拉上，在中央电视台上轮流出现，表示对“国际反华势力”的愤怒。这次出马的是档次高得多的“国际友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罗格倒是如同当年西哈努克亲王那样，认真演唱了“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他发表声明强调：第一，个别人的缺席无损奥运会质量，北京奥运会比个人强大多了；第二，他不担心北京奥运会遭到抵制，“因为抵制行动只会让抵制者受到惩罚”；第三，运动员如果利用奥运会做为政治舞台，将受到惩戒。此外，凡各国政要表示不应将奥运政治化的言论都被重复报道。这些“利好”消息通过所有宣传机器“传遍了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中国当局再次成功地向民众展示了“吾道不孤”。
但中国当局显然忘记了一条，国际奥委会主席并非体育界的天下共主，罗格虽然发下宏愿要惩罚“利用奥运会做为政治舞台”的运动员，“净化”奥运期间舆论环境，但各国奥委会尤其是运动员未必就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今年1月，比利时与新西兰奥委会行动积极，率先要求本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期间不得发表政治言论，遭到人权组织与一些运动员的谴责；英国奥委会2月12日作出相同的规定，但该规定公布后不到24小时，就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表示将修改合约草案的内容。在此情势下，美国、瑞典、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奥委会相继表示，他们对运动员在北京采取不限制的政策。法国奥委会主席塞朗度尔则在2月14日发表公报，称该委员会尊重运动员的个人言论自由，因为这是奥林匹克宪章第五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比利时奥委会也识相地重新站队，加入了不限制行列――当然，这些“利空”消息在中国国内杳然无踪。
三是成功地罗掘了百年奥运史上所有的抵制事件，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用以证明中国政府此时此刻遇到的抵制，只不过是前苏联与美国当年遇到的问题重演。只是这些介绍绝对不会讲明那两次抵制的理由与这次抵制的理由有何不同，发动抵制的主体与以前两次又有什么重大区别。
经过如此三招化解，抵制奥运的纸上烟云在中国国内暂时消失了。但今后如何化解抵制奥运的力度，并将这些声音阻挡在网路长城之外，却成了中国当局一块重大心病。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2月21日，第23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