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阅资料时，两项针对多国公众的调查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一项调查是关于各国民众环保意识的。2007年，由通讯公司Tandberg赞助，英国研究公司The Ipsos MORI 所主导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及澳洲消费者愿意使用对地球环境友善产品(Earth-friendly products)的人数多于其他各国。约70％的中国受访者与52％的澳洲受访者表示会优先选择购买来自具有环保观念的公司的绿色产品或服务。调查还显示，中国民众比其他亚洲及欧洲人民更偏好在环境名声值得信赖的公司工作――这一调查表示，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另一项调查实际上是对世界上85个国家持续多年的调查追踪，这些数据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变动中的价值与信仰――85个国家价值观调查（1981－2004）》。其中有一项题为“从不认为利用工作职位接受贿赂是正当的（Never Justifiable）”，从中国取得的数据是：1990年有86％的受访者从不认为腐败正当，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90％，2000年则下降为83％。用学术语言表达，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腐败容忍度很低，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的腐败容忍度就远高于中国：1990年只有63％的受访者从不认为腐败正当，2000年为67％。
人的观念总要化为行动。如果仅从这两项调查来推测，中国的环境保护水平应该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也应该少一些，政府的廉洁度相对较高。但中国的现实却表明，中国的环境生态已濒临崩溃，一些高度污染的土地的产出物已经形成有毒食物链，环保意识强的中国人目前连食物安全都无法保证。而中国的腐败更是成为政治之癌，其严重程度已经动摇政府信誉，影响到中共当局的统治合法性。
我不认为这是中国人在专制高压下形成的讲假话习惯在调查中的自然流露。在目前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关环保与对腐败的看法这类调查还是安全的，受访者没有必要说假话。因此只能做如下推测：中国的现实状况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反差，与中国人的双重人格有关。就以中国公众对腐败的看法与行事准则为例，大量中国人的行为表明，在没有机会参与腐败时，他们极其痛恨腐败；但一旦具有参与腐败的机会，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痛恨的贪官相比未遑多让。一些以反腐败起家的“廉政英雄”最后堕落成腐败分子就是明证，反腐败只不过成了他们向上爬的阶梯。
――但这种因地位转换而改变价值观的事情在哪种文化中都有，中国目前的状况还有更独特的社会原因。最近与一位因政治原因坐牢的熟人聊天，他谈到牢狱的囚犯人格对我颇有启发。
这位先生谈到，他常与不同的贪官同处一室，发现这些贪官们在狱警面前比谁都更象孙子，每天考虑的就是如何“深刻”地写检查，尽力将自己贬得一钱不值。但只要到了地位较低的囚犯面前，顿时又端足架子，从奴隶到“主人”这两种角色的转换，常常因面对的角色不同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现象在囚犯身上普遍存在，只是普通囚犯没有多少机会扮演高高在上的“主人”罢了。末了，这位先生总结说，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暴君、暴民与奴隶这三种人格都同时并存，视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是在特定的场景（如牢狱）中对中国人的囚犯人格的一种深刻感悟。但我由此却联想到中国人的囚徒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应该说，1949年以前，不少中国人身上固然有双重人格的因子，但并未如此严重，更未在全体中国人身上发酵膨胀。只有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残酷的政治运动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一点说，毛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大监狱，积极分子们成了自觉的狱卒，形同囚犯的中国人为了在政治运动中挣扎求存，只有将自己变成双面人，那些不善变化的人大多成了牺牲品。这种从人到非人的炼狱经历，从当年右派们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不少佐证。
可以说，毛建立的极权政治体制集共产主义极权与本土专制政治之大成，对中国人人格之戗害远远超过东德、捷克等国家。每个中国人都深受这个制度之害，反过来，这种囚犯人格也加固了中国极权政治的韧性。
（《华夏电子报》2008年2月28日，总2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