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PX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5月4日成都市民为抗议PX项目落户彭州，发动了一次“集体散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厦门抵制PX的示范效应在前，居住在成都的民众亦达数百万之众，但参与“集体散步”的人却只有几十人，绝大多数成都人作壁上观，抱持“搭便车” （Free Ride）心态。
经济学中有一“搭便车”概念，其大意是：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它性，即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排斥其他人对其同样的消费，所以有人会逃避支付费用。因为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具有非排它性，用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环境维权活动就是：当某个人或某群体为保护居住环境免于污染而抗争时，如果成功迫使污染企业停产或者迁出该地，使该地的环境得到改善，但抗争者们并不会因其反抗而比居住于同区域但未参与反抗的人享受更清洁的环境；如若失败，领头的维权人士将会因自己的抗争而付出代价，比如“太湖卫士”吴立红锒铛入狱，甘肃反核污染人士孙小弟及其家属长期遭受迫害，但旁观者却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也就是说，由于“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属性利于“搭便车”，导致中国的环境维权出现如下状况：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起而反抗的维权人士却少之又少，有些地区如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干木村村民宁可丢弃家园远走他乡，也不愿意为保护家园集体抗争。
抵制PX项目的政治风险比较高，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国企巨头石化企业近年来的投资重点，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涵养的重要“税源”，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之下早就堕落为污染企业的可耻同谋。反对这些项目落户本地，往往会使维权者与企业的对抗变成维权者与政府的直接对抗。这种情况最后逼得少数农民挺身而出，从事环境维权，这些为保护乡土而英勇抗争的底层人士被誉为“环境卫士”，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他们的行为堪称英勇且非常可贵。采访过草根“环境卫士”吴立红的记者曾记述了吴对自己走上环保之路的一段非常形象的描述：“吴立红一直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敏感的青蛙。如果说环境污染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悲剧，他就是周铁镇里那只最不甘命运的青蛙。”
这类出身草根的环境卫士与西方社会熟悉的中国环保主义者（中国官方也将这一类人士称为“环境卫士”）不同，环保主义者主要着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以及通过慈善事业帮助一些地方改善环境。这类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善于借助各种社会资源拓展自己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并不与具体的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因此在中国有一定活动空间，中国官方与民间每年奖励的各种“环境卫士”大都属于这一类。而本文所谈的“环境卫士”与环保主义者情况不同，他们都是因居住环境受到毁灭，生存濒于绝境而挺身站出来的草根人士。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环境卫士为之抗争的并非个人利益，但他们往往处于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最终结局大多都甚为悲惨。污染区域的民众虽然同为环境受害者，但大多数人抱持“搭便车”心态，给予环境卫士的支持比较有限。再加上中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残酷，一个人只要受到政府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面临“众叛亲离”的处境，这一点使得中国民众在公共事务中趋利避害的“搭便车”心态更为严重。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愤青们为什么只有参与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之热情，而对捍卫乡土环境的成都“集体散步”置若罔闻。
环境权属于积极人权，要由国家公权力提供保障才能实现。但中国掌握公权力的官员群体已经堕落成一个又一个自利型的利益集团，透支环境以求“经济发展”的政绩与财政税收，已成为官员群体的普遍行为。因此，保护环境只能依靠民众的韧性抗争。如果各地民众都继续对这类事关生存的环境维权还抱持“搭便车”心态，中国的环境生态将持续恶化下去。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8日，总2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