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2日开始，我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脑海一片空白。我深深知道，相对在这次地震中数万已经长眠的死者，相对于那正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煎熬的家庭，无论是我的悲哀还是愤怒，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我只是在想一件事，在这场比唐山大地震破坏性还大的地震来临之前，中国的地震部门或者所有的研究真的没有做任何相关预测吗？
地震预测，是纯科学技术范畴的事情；而地震预报，则属于复杂莫测的政治范畴，至少在过去与当今中国还是如此。正是地震预报这一可悲的属性，才使当年唐山24万民众化为大地震中屈死的冤魂。这一事实，直到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问世之后，科学沦为政治婢女这极为黑暗的一幕――中国地震部门出于“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隐瞒地震资讯才被揭露出来。人们当时以为，这种不义的蠢举在中国将成为历史。可悲的是，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剧至今还在上演。
尽管就此次地震没有任何预报之事，国家地震局与上海、广东等地的官员们一致强调“上天容易入地难”，对预测地震异口同声地持“不可知论”――据说，国内媒体也接到禁令， 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让讨论为何地震前没任何预报的问题。
但我的记忆里，中国官方过去对自身的地震预测水平所持态度远不象今天这般“谦虚”。于是我上网查询，查到2006年7月28日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播出的访谈节目－－“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地震能够预报”。在节目里，陈建民也用了“上天容易入地难”，但强调的是预测技术的进步。他很肯定地说，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 40多年以来，通过几代人不断深入研究，现在已经能够对某种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预报，并举了 1975年2月4号海城7.3级地震的预报为例。认为因为成功预报，大大减轻了人员的伤亡和损失，海城地震只死亡了1,300人。
在综合分析了各种可靠的信息之后，我想，中国公众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政府解答：
第一，地震部门的领导人对预测技术的解释为何震前震后迥然不同？无灾情时强调技术进步，一旦出现灾情时，地震预测就陷入“不可知论”，预测技术一夜间退步到甚至不如几十年以前的地步。既如此，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今天，纳税人供养这个技术不断退步的地震部门有何意义？
第二，预测与预报之间的关系。预测是科研部门的事情，是科学技术问题；预报则由党政部门负责人决定（这种灾情的预报当然得报中央），是政治问题。这两者之间的权责范围究竟如何，至少应该向公众有个确切的解释，以便今后问责。
第三，地震研究的学术成果如何及时地转化为应用成果。有几份资料足以说明地震学界关于此次地震是有预测的。2007年7月，美国《地壳》杂志曾发表一项科学报告，警告中国地区将面临一次大型地震。参加研究的 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卫星图像，并对四川省的地壳断层近十年来的深度和活动研究之后，指出，随着印度板块以一年约20-22毫米的速率持续缓慢地撞向亚洲，整个青藏高原都被向北推动，“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
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共6人，第三作者李勇（Yong Li，音译）是成都大学博士生导师，第四作者周荣军（Rongjun Zhou，音译）是四川地震局工程师。根据网上搜索，无法确证他们两位是否用中文在国内发表了同类研究报告。但在网上却可以搜索到一份题为“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报告，这篇论文发表于《灾害学》2006年9月号，该文用三、四、五元可公度法预测，推断2008年川滇地区将发生强烈地震。
令人痛惜的是，这两份报告都被湮没于不引人注意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对于外行的读者如我之人来说，自然不懂这类报告的重要性。但地震部门的领导应该是内行，或者至少有不少内行在这部门工作，这样重要的信息没有理由被忽视。
往事不可谏，来者尚可追。我只希望在今后的中国，民众再也不要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蒙受这些本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灾难
（《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22日，第2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