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距汶川大地震已经一个月有余。由于在地震刚刚发生之时，就有英国某媒体与国内写手大赞中国当局已经“找到新的危机处理方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新“嬗变”的蛛丝马迹，盼着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所在。
中国当局获赞扬的依据就是这次救灾反应“迅速”，媒体“如实”报道了灾情。在这家权威媒体的影响下，海外居然认为中国媒体“自由”过一段时间。但我知道、国内媒体人当然更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未“自由”过。灾情之严重确实被报道，但这并不标识媒体“自由”了，而是标识中国当局的“政治智慧”与时俱进。当年毛泽东要隐瞒饿死人的真相，缘于大饥荒是他与其政治随从酿出的人祸；而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所以可以如实报道，越惨烈越易获得国际援助，越能显得中国当局救灾之艰难与爱民重民亲民之意。
其实，只要在中国媒体有过采编经历的人，都知道目前这一灾情报道模式并无创新，还是“反戏正唱”的老套路，只报道政府在救灾第一线的重要作用，国家领导人如何亲临救灾前线关心灾民，在救灾中涌现的各种好人好事，民众如何及时得到了救助，因而对党感激零涕，……等等。这类报道的曲终篇往往是：由于党与政府的英明与大力救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爱党热情，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与政府的周围。这一模式首创于1954年，那一年长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损失惨重。如果报道灾情，痛恨“负面报道”的毛泽东肯定龙颜大怒；不报道，等于将媒体说谎公之于天下。所以《人民日报》与中宣部苦思冥想了“反戏正唱”这一高招，将自然灾害变成了人民拥戴毛泽东与共产党的欢庆仪式。此后中国媒体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只是根据情况不同添加点新佐料而已。而众多外媒直到外国记者在灾区采访遭遇到各种人身限制与禁止采访后，才算明白了中国媒体原来并未获得“自由”。
每逢危机发生，寻找几只“替罪羊”几乎是中共惯伎。比如三年大饥荒的发生，是因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文革”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没法将地震说成是某反华势力的阴谋策划，于是改用另一种方式。一是不断向国内民众抛出国际社会的反华势力，如 2008年5月20日新华网发布“衡量人性善恶的尺度”，指名道姓地为一些人罗列了“幸灾乐祸”的莫须有之罪；接着又由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出面发布一个“侮蔑中国地震的黑名单”，依次为美国电影演员莎朗·斯通、德国《明镜》周刊、法国《解放报》驻北京女记者Pascale Nivelle，英国《卫报》、韩国网民留言，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其实，榜上除了韩国网民留言之外，其余的报道并非《环球时报》指控的那样幸灾乐祸。5月14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的评论文章，只不过说了“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等语，因此上了黑名单。
国内找“反华势力”有点不伦不类，于是用道德贬斥的方式设置几个靶子，先是各种捐款排行榜问世，让一些网民为捐款者的吝啬义愤填膺；然后再有一个不太世故的范美忠自投罗网般地说了番真实想法，于是不仅范被教育部解除其从教资格，还连带范信奉的“自由主义”也被人“打兔子带搂草”地狠狠抹了一把黑，一些网文大肆赞扬专制中国的救灾远比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更无私更有效率。
在内有灾害、外有“反华势力幸灾乐祸”的苦难煎逼之下，媒体与网络上的爱国主义似乎又高涨起来（网上帖子是否多为“五毛”所写则无从知其详）。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如果到此曲终奏雅，倒也算得上“圆满成功”。可惜余秋雨仰承上意“含泪劝告灾民”不要给“反华势力”制造口实，王兆山不甘余后地发表了两首“青词”，代替近十万死者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这一下将民众憋在心里的怨气全给引发出来，于是这两个本来就是千夫所指的丑类终于也当了一回当局的“替罪羊”
（《华夏电子报》2008年6月19日，第2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