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各国清理出来有毒奶品名单不断加长。外国人对这种自毁信誉的“中国制造”深感迷惑，不禁发出如此疑问：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吗？
“中国制造”的问题其实并非纯道德问题。一国的商品，除了标示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之外，还承载了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商品价格反应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信用附生其中的道德秩序以及该国的社会制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毒果。
先来追溯食品的毒源。毒源之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毒源之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毒源之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
第一，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情，以规避政府与企业责任。比如2007年中国制造因产品安全问题遭受各国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见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尽管玩具业因此濒临破产，也无人检讨各国抵制的原因是因为玩具使用的油漆含铅。这等于政府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把“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其结果是含铅玩具在害不了他国儿童之后，贻害本国儿童。
第二，将国家免检制度变成了国家质检部门的寻租机会。中国设立了国家免检制度 ，规定凡达到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其产品只要连续三次在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检测中过关，就可由所属省市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成为“国家免检”产 品，有效期3年。获免检金牌后，3年之内由企业自身监管产品质量。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家企业想通过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3次质检并获其所属省市推荐，最后得到国家质检局的免检金牌，这5道环节无一不构成官员们的寻租良机。2004年阜阳假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指出有质量问题，但在三鹿的强力公关下，不仅没有倒牌，反而被国家质检局作为8个名牌免检奶粉推荐给消费者。其后，三鹿利用了国家免检这一荣誉背书，在其产品中大量投入三聚氰胺。
第三，听任受严重污染的农田继续种植，坐视国民受污染农作物之害。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于2005年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为中央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在弃监管责任于不顾的同时，倾力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实在有违起码的政治德，“执政为民”口号之空洞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毒食品就是这样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劣性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惩治几个官员并宣布取消免检制度只是治表之举，要想保证食品安全，只有数管齐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重塑厂商及个体生产者的经济伦理观念，改善环境生态。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8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