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扬老人走了。她投身“革命”几十年，曾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苦苦奋斗，自从20年前她被迫辞国之后，就再也未能踏上那块她为之奉献了青春与激情的国土。从她的晚年遭遇，我除了看到几分悲情与无奈之外，更多的是看到她与她的同代热血青年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被革命大潮裹挟，最后还成了“被革命吞噬的亲儿女”。
讣告将戈扬称之为“前中共高干”。我不知道她的在天之灵是否满意人们对她的这种身份定位，但我想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最后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领悟。我与戈扬老人曾有过两次晤面，那时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但头脑还比较清醒。从她的谈吐中，我知道她早已将现在的共产党与她当年追求革命时的共产党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使她痛苦，让她有“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感觉。但由于年近90，身体多病，对那场裹挟了两至三代人的“革命”，她已经来不及有更深的思考。
自从《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之后，我与中共党内有良知的一些老人――从李锐、李慎之、王元化、任仲夷、朱厚泽、李普，一直到当年投身革命后来却成为一代艺术家的黄永厚先生等，都曾有缘相晤并深谈。他们大都对今天党内的腐败严重不满，对国运忧心忡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40及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所缺少的一些品质，比如真诚。我也总是不揣冒昧地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后来后悔了没有？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一致：当时国民党实在太腐败，救亡图存是首要事情，而只有在共产党身上才看到这一希望。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有多种，相同点是认为今天的共产党并非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共产党。从那时我就常常在想，那是一个时代，在那条今天看起来注定通往专制的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曾经有无数杰出的人物跋涉其上。即使今天被国内左派视为“极右”的我，如果属于他们的同代人，恐怕也有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看看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及各种鼓吹民主自由的宣传品，人们又怎能想得到共产党从一开头就只想将这些作为动员民众的口号，没打算将其付诸实施？
20世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纪？从英国左派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对自己几部煌煌巨著的命名当中，就可看出这个世纪的特质：从1789年到1914年间的历史，他分别以《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命名，但只有20世纪，他命名为《极端的年代：1914－1991》。何谓极端？恐怕就是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加上法西斯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生活于20世纪前70年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左倾思潮的洗礼，只是由于后来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不一样，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卡尔·波普，年轻时也曾自谓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但进入20岁之后，他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利用青年一代上街流血牺牲的任何社会动员都深恶痛绝；而霍布斯邦不仅终身以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自许，还以“人民的历史学家”享誉于世界历史学界。但即使如此，霍布斯邦还是认为，以共产主义的兴起与灭亡为特色的20世纪，虽然激起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是摧毁了所有幻想和理想的极端年代。戈扬老人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1841—1929）经历了《共产党宣言》鼓荡起世界风雷的时代，他理解同时代青年所经历的思想炼狱，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由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处于思想极端不自由状态，这话用来概括戈扬及其同代革命知识分子，时代可能要往后推10年、20年。但历史就是历史，每一代人有独特的命运及认知，戈扬老人及其同代人的思考终点，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起点。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1月21日，第2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