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条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新闻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与底层社会成员的无生活出路。
先说第一条。湖南女子李丽云难产而死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有从其夫肖志军的个性来探究其死因的，也有从医疗体制来考察的，还有的评论干脆说是“社会集体谋杀”。《都市快报》11月30日载文“拒绝签字后面的悲剧人生”，将李的人生轨迹做了一番回顾。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从心里不自觉地浮出的想法则是：对于李丽云来说，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如果顺利产下婴儿，她那艰难挣扎以求存的凄苦人生还是看不到尽头。而且，李丽云的命运与其说是当下中国底层人群中的特殊现象，还不如说代表了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群体，即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失业群体。
李丽云与她的家庭奋斗过。尽管李丽云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家计艰难，但其父母为了圆她的演艺梦，提供学费让她就读于长沙电影学院――一个在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中产生的大学。结局是清楚的，资质平平的她并不能通过这所学校通向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也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她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地区，这是一个经济上一直走下坡路的地区，原来自成体系的工业在近30年内都相继垮掉，早在90年代初期，当地青年就陷入一职难求的困境（许多中小城市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于是她只能成为成千上万的漂泊游民之一，而且由于生活能力奇差，只能与一个生存能力同样低弱的游民相扶相伴，编造各种借口向家中索要生活费，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直至生命终结。
第二条新闻是11月28日安徽合肥解放军炮兵学院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肇因是该校8,000名“委培生”因为文凭不被教育部承认，在校园发起集体抗议行动。同类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在郑州升达管理学院也发生过，原因也是因为学历不被承认，学生们担心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逐年走低，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无法就业的人日益增多，人们还是希望手中多一张资格证书，更何况，他们为了这张资格证书花费了好几万金钱与四年光阴。
再说第三条，即11月10日重庆沙坪坝家乐福商场抢购引发的踩踏事件。根据记者调查，参与抢购队伍的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本人在四、五十岁时下岗，生活艰难。其子女辈大多无法就业，成为“啃老一族”。踩踏事件遇难者之一的蔡仪明，是一位有30年工龄，每月工资仅800元左右的无线电厂工人，他还得负担两个没有工作的儿子。作为这个低收入家庭经济支柱的蔡仪明，为了节省22元钱于凌晨赶去抢购是很自然的消费选择。
上述三条新闻的主体都是新失业群体或其父母辈。如果说中国社会有如一趟高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对这个群体来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搭上这辆列车――即如何才能就业。“买票”（即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上车的条件之一，但决非持有这张车票就一定能够搭上这辆现代化列车。北京大学前几年一项调查就清楚地表明：大学毕业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个人能力退居次要地位。而对这些并无有效人际关系网的社会底层来说，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为子女买上一张“车票”，哪怕是“二等车票”（如炮兵学院的委培生），但为子女们在列车上谋得一席座位，就非他们能力所及。
如果说农民工的困境往往被解读成缘自城乡二元结构的断裂，是制度性歧视所导致，解决之道在于让农民自由迁徙，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经济权利。那么上述三条新闻所揭示出的残酷事实就是：在就业机会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城市人与农村人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目前中国经济尚处于每年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时期，就业就已成为一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今后经济衰退，就业问题怎么办？
可以看到的是：当社会成员的70％无法搭乘现代化列车，并由此而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时，这个社会只会离和谐越来越远，离动乱与暴力越来越近。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2月6日，总2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