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新社会阶层”贡献全国近1/3税收，成为中共统战新着力点。这篇文章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营建与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中国宪法开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做了定义，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但现实生活中，工人、农民与执政者的关系到底怎样呢？前几天的一条新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7月18日，因率领数万农民争取水电站股权而被投入监狱长达3年的四川宜宾农民领袖刘北星出狱。当地两万农民集资两千多元人民币购买烟花爆竹，准备“烧炮仗”相迎。而宜宾地方当局一方面要求农民不要搞任何欢迎活动，另一方面则出动了七百多武警、一百多官员前往刘的故乡――四川省宜宾县大塔场镇，封锁刘家附近路口，阻止两万农民举行欢迎仪式。两名前往迎接的农民代表梁真奎、罗道福亦被当局带走。
这条新闻至少说明以下现状：
政府与人民的利益已经处于紧张对立状态；在土地征用中，地方政府的受益完全建立在广大农民的利益受损之上；作为这个国家名义“统治基础”的农民，如果在利益受到掠夺时做默默忍受的顺民，那么还可以留在“人民队伍”当中；但只要一反抗，就立即成了被专政的“刑事犯罪分子”。
今天的中国，类似消息比比皆是。这就让人不由得要问：支撑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它所宣称的工人与农民，到底是哪些社会群体呢？
江泽民曾经试图调和宪法与现实相悖这一难题，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其“七一讲话”宣称让私营企业主入党，对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了直接诠释。胡锦涛迄今未能建构出更好的“理论”，一直在“执政为民”这类空话上转悠，徒然让自己陷入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经济政策向右转的困境。经过一番折腾后，现在终于有了进步，《瞭望新闻周刊》这篇文章宣示了胡锦涛及其班底了悟之“道”。
文中所指的“新社会阶层”，顾名思义，应该是指改革以来出现而此前未有的社会阶层。但通观该文，却发现除了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科技企业自主创业者、社会中介组织从业者（会计师、律师、审计师等）之外，独独遗漏了数量最庞大的一个社会阶层，即农民工。而农民工不入选的理由也由全文主旨暗示了：农民工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不大。
从这篇文章的主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了构造新的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比如“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有效提高其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等等。这些举措无疑比江泽民时代进了一大步，那时只有人大、政协能够吸纳部分经济精英“参政”，渠道过于狭窄，不利于团结新社会阶层的大多数。而现在则将统战对象扩大到新社会阶层（即所谓“中产阶级”），有利于培养政治共识，至少可以在党与中产阶级之间营造“和谐共处”的氛围。
这些新社会阶层的文化水准、社会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在总体上自然高于工农大众。欧美诸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其人口结构当中确是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占据主流，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但如果以为中国目前这种“统战”新社会阶层的方式与西方民主社会相同，却是大错特错。
首先，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参预能力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养成，而且在选举当中，一人一票，任何阶层的选票价值相等。这与中国政府用给予特权（即“统战”）的办法刻意扶持中产阶级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完全不一样；其次，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中的主体，而不是被政党请来做客的政治游戏旁观者。而所谓“统战”，在共产党政治文化当中，指的就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被统战者做客，在政治圆桌旁边营造宾主共欢的气氛而已。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可见的未来三五十年内，农民仍然是中国人口中的主体，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构造统治基础时将这个庞大群体置于无权与受压制状态，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有如构建在流沙上，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7月27日，第 15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