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中央宣布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各种社会冲突频频发生。最让人瞠目的是各地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竟然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南辕北辙：重庆特钢工人的抗议活动中，政府出动军警镇压，竟然打死两名抗议者；而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选举事件中，处于弱势的维权一方不仅面临地方当局不断升级的政治高压，还面临基层官员黑社会暴力手段的凌虐。
中国政治的惯例是缺少什么就提倡什么，正因为社会冲突频发，社会紧张程度剧增，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才迫使中国当局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公安部曾透露，2003年全国各地共发生58,000起抗议事件，2004年共发生74,000起抗议事件。
在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底层群体看不到多少上升希望的中国社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有其必要，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达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
如果中国政府是真心诚意地想建立和谐社会，至少应该考虑几方面问题：
第一，在这以数万计的社会冲突事件当中，冲突双方当中谁是矛盾的制造者？处于弱势一方的反抗者因何而反抗？
第二，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像现在这样使用政治暴力压制弱势一方，消灭其反抗意志与一切反抗手段，还是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将民众本来应该有的权利还给民众，使他们从无权者的受压迫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百年之问。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真想建立和谐社会，至少不应该对目前社会冲突中被迫反抗的弱势群体的反抗原因视而不见：从2000年开始，中国利益受损者群体的反抗多与当地政府与经济精英掠夺他们的生存资源有关。支持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与地方财政的是房地产业，而中国因此有将近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各地城市拆迁中也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失去了他们的住房――当然这还仅仅只是原因之一。如果仔细查究各种反抗原因，大多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有关，比如浙江东阳画水农民持续数年反抗当地政府支持的工业污染家园，四川汉源民众反抗修筑水坝而迁徙，均属于此类。如果中国政府罔顾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压制底层民众保护生存权利的反抗，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扬汤止沸，锅子总有烧干的一天。
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要有口饭吃，对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集会结社等人的社会权利确实不太关心，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些权利是保障他们生存权的权利。但现在涉及到他们的生存资源被剥夺，这种反抗离以死抗争的反抗底线就越来越近。
而中国政府对待民众的抗争却与达成社会和谐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对于渐成鼎沸之势的民怨，各地政府几乎完全一边倒地支持强势者压制弱势者，常见的方式是派出警察、武警等充当“救火队”，哪里有反抗就开向哪里，把反抗者当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反贼”，一次次重演“擒贼先擒王”的把戏，将组织者投入监狱，用政治恐吓将反抗者的怒火强行压制。这种暴力镇压的方式最终只会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笔者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曾谈过，世界上被列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几个国家的四大征状，中国社会除了军队私人化这一特征尚不明显之外，其余三大征兆――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包括政府暴力与民间暴力）合法化已经非常明显。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暴力与黑社会暴力的社会，再加上“金盾工程”这种无所不至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使得中国离和谐社会越来越遥远。此时此刻还未最后落幕的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建立和谐社会”只是为安抚民众而画的一张大饼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0月13日，总10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