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事局长林嘉祥公然在酒楼猥亵幼女一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掌故与几组数据。
所谓“掌故”，是岳飞孙子岳珂著作《桯史》中所记南宋末年海盗郑广的故事。南宋高宗时，著名海盗郑广接受朝廷招安后负责统领福州的水军，每当初一、十五到帅府站班公参时，其他官员因其出身不理睬他。一次又逢帅府站班公参，群僚正在谈诗。郑广到了，群僚依旧，仿佛没有郑广存在。郑愤愤不平，突然站起来说： “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大家一愣，倾耳静听：“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林嘉祥以官员之身行如此下三滥流氓之事，让人不由得不想起“众官做官却作贼”这句名言。
但如果以为“做官却做贼”的官员只是林嘉祥这一“个别败类”或者“稀有动物”的丑恶行径，那就真是对中国当今社会及官场缺乏认识。
事件发生后，林嘉祥冲口而出的话，其实体现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真实价值标准。一是“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这句话，展示的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与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这一社会现实，以及官的级别越高，所受的法律约束越小这一“中国特色”。这些话，其实并非从林嘉祥脑中平空产生，而是他多年浸染官场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因丑行被人揪住，情急之下，希望借官势镇慑受害者父母，因之脱口而出――在中国，在畏官如虎、见识不广的人面前，借官势压人往往能够获得成功。
林嘉祥的另一句名言是“‘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此语被精炼为“有钱干了也不怕”在网上不胫而走。细想起来，这也不是林嘉祥的首创，而是多年来中国的现实。如果要予以补正，应该是“有权有钱干了也不怕”，只是官员与富人的善后手法稍有不同，富人为恶行善后除了付给受害者少量“赔偿”之外，还需要花更多的钱贿买公安司法部门，而官员出事之后只需要依靠权力交换就能够摆平。
林嘉祥的特殊之处只在于情急之下露出了流氓本相，将许多官员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中。而其他许多官员则因没有这种特殊契机，所以能够一直将伪君子面目保持到被“双规”为止。比如10月下旬刚被双规的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一直以“法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型官员”面目出现，骗得不少媒体人的好感，但刚被“双规”，被揭露的劣行除了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与林嘉祥同样的性取向，即“对未成年少女特别爱好”。
如此官员队伍，构成了对胡锦涛提倡的“保先”教育一个绝大的讽刺。两组数据揭穿了让中共官员“保持先进性”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令人吃惊的结果：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此外，根据2005年的“两高报告”，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但另一方面却是对腐败者的惩治力度越来越弱，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
上述几组数据表明，中国的统治集团早就堕落成了一个犯罪率高发的自我服务型利益集团，这已经不是依靠“保先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1月6日，第26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