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发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现象，即无数“英雄”面对极权体制竞相折腰。章诒和的“告密者”与“卧底”刚披露了冯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旧事，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访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论紧接着粉墨登场。似乎这些知识界人士的堕落还未足见证“精英”之丑陋，银屏“英雄”成龙更赤裸裸地以“中国人需要管制”为专制政治张目。
有人认为不应该追究冯亦代这类告密行为，理由是“告密是毛时代的政治高压所造成，因此不能责怪个人”。这理由的前一半不无道理，因为极权政治掌握了人赖以存活的一切资源，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体制将人分割成一个个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们被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亲人、朋友之间亦不能互相信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之下，即使象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周谷城等造诣很高的一代学人，也无一不在中共统治之下变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后一半却全无道理，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提旧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当事人，而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极权体制让人变成鬼的罪恶。毕竟，我们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远未结束的政治高压，但不是每个人都堕落到粪土之中。
如果说冯亦代成为告密者尚可归罪于时代，那么孙东东与成龙的言论却并非屈服于政治高压，属于主动迎合献媚，因为后毛时代对人的严酷控制远不如毛时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据说孙东东在“六四”期间曾冒险保护过学生；而成龙当年“六四”时也曾放歌支持学生运动。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位当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价值观发生这种倒转乾坤的变化？仅仅从利益选择上考量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在中共无法控制的公共舆论中，这条向权力献媚的道路通向的是耻辱而非荣耀。更何况如今中国取媚权力者日众，当局已将献媚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献媚带来的利益之“边际效益”趋近为零：孙东东说了那些无良之语，他的政治地位不会立刻获得提升；成龙如此献媚，中共政府也不会组织各单位观看他主演的电影，以提升其大陆的票房收入。将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变成无耻的政治献媚者，不能不令人叹服 极权体制对人的驯化功能。
如果说孙东东生活于中国这个不自由的世界，其行为是共产党长期驯化的结果，那成龙化虫的过程就不能如此解释。因为成龙生长于港英时期的自由香港，没经历过中国大陆人都曾经历且还在经历的思想驯化过程，他成为一个向极权献媚者的原因就更形复杂，值得追索。
自从罗曼·罗兰封存苏联之行日记50年之遗嘱事件曝光以来，我就开始注意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在本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常做狮子吼，敢于批评一切不公不义的现象，比如罗曼·罗兰就有“法国的良心”之称。但一旦他们与极权体制相遇，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极权统治的阿谀者与依附者。这条通向屈辱的道路上过去行进着不少人，比如那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比如《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为极权体制所做的宣传曾为苏共与中共立下汗马功劳。
也许有人会辩称西方人之所以受骗上当，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共产极权国家的真相，那么我还可以找出许多华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极权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负将武侠小说这一俗品送入文学殿堂之功，阿附极权并不会使其声誉更隆，但他偏要献媚中国当局自污其身。有人曾为金庸辩称，认为是其性格软弱所致，那么强悍的李敖在台湾呵佛骂祖，见佛杀佛，但到了大陆却锋芒尽敛，其锋芒内敛之功令人叹为观止。
极权统治为什么会引众多“精英”竟相折腰？这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多年以来，这个问号有如巨大的芒刺扎在我的心中。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大课题，因为“精英”们变为卑污的告密者与献媚者的丑剧仍在中国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还不会象冯亦代那样写《悔余日录》以示忏悔之意。
因此，“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这种拷问，既对他人，也针对自身。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30日，第29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