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对中国十八大与薄督话题产生疲劳感之时，诺贝尔文学奖来得正当其时，所有的华文媒体都为之沸腾。各色泡沫的话语，由于视角不同，宣示着中国政府的立场及各界人士的不同反应，莫言本人得奖的理由反而被淹没在各种泡沫之下。
十八大得到的“冲喜”大礼
毫无疑问，莫言获得此奖，对中共十八大有冲喜之效。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政府眼中，文学艺术从来就不应该与政治脱钩，如果有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下的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政治立场上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政府的解读一定包含着这一点，即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接纳与承认。
这一接纳对眼下的中共中央实在太重要了，内政而言，各种矛盾浮出水面，胡锦涛正被十八大前的种种政治内斗所苦，“十年辉煌”的调子虽然定下，但宣传起来有气无力。从去年以来，中共在国际社会因种种原因陷入“光荣孤立”，就在此时此刻，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于为胡的“十年辉煌”增加了一块重大砝码——须知江泽民退位之前，他执政13年的成绩单中，就包含申奥成功与加入世贸这两大成就。因此，莫言获奖一定会被中国宣传部门按照时下的政治需要赋予多重政治含义。这既不是莫言能够把握的，也不是网上舆论可以左右的。
微博拷问政治道德
中国的微博与中文推特，早就在正式开奖之前就已经在沸腾了。当一个博采网站将莫言排列在竞猜游戏的第一名时，有人就提出，莫言如果获了诺贝文学奖，有三件将传遍国际社会的事，三件事都和莫言及中国政治有关系：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与中国政府官员一起退席抗议异议作家戴晴、贝岭、徐星等人出席书展；二、拒绝谈论获诺奖的刘某。他在一次采访中，拒绝谈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三、手抄毛泽东极权文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历来认为诺贝尔诸项奖都以追求普世价值、弘扬人权民主理念为首要考量，因此不少人认为莫言的政治态度使他不可能获奖。所以当听到莫言获奖消息传来之后，微博上各种言论都有，基本都是拷问其政治道德的。比如腾讯微博有一则：“人物介绍：莫言，号抄话居士，字封口，一字颂德。英文名字shut up。”@wangwusi则调侃说：“问：谁是下任国家主席？答：禁评！问：谁获得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答：不能说！”
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莫言之我见
由于莫言的政治态度，大家已经不太注意莫言获奖的理由，即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的理由“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最没有想到的一幕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意涵被高度政治化。他们当然也会强调该奖含有价值理念，但未必清楚莫言的行为与小说分别代表着中国作家群当中普遍存在的行为与价值的分裂。莫言的小说确实有生命关怀，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反思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各种丑恶，但政治态度上也确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政者的驯服。这种复杂的中国式“生存智慧”，早已经超出了瑞典那些年老评委们的认知能力。
10月11日上午，我正好在某卫视做节目，专题就是莫言获诺贝尔奖。主持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意外？我的回答是，不意外，理由有三点：
第一，从诺贝尔评委的偏好来说，他们都喜欢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欧洲文坛与电影早就流露出一种倾向，即追求怪异，尤其是欣赏发展中国家文学影视作品所表现的异国情调的怪异。而莫言的作品正好从两方面都满足了该奖评委这种审美偏好。从《檀香刑》开始，莫言已经越来越善于使用这种表现手法来创作他的文学作品。
第二，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奖项，亚洲文学奖得主偏少。至今为止，只有四位获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获奖）、日本川端康成（1968年）、大江健三郎（1994年）以色列的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966年）。中国早就在高行健获奖时抱怨诺贝尔奖文学院“敌视中国人民”，出于种种平衡考虑，选择一位中国作家获奖正当其时。
第三，莫言有一个其他中国作家少有的优势，即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尤其是被持之以恒地译成英文与瑞典文。翻译是种再创造，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实力很强。他对莫言作品的把握与传神的翻译，很好地在西方人那里展现了莫言那独特的文学王国，非常便于评委们阅读并评判。
中国人应该祛诺贝尔奖道德之魅
如前所述，中国网友的愤怒，主要是缘于对诺贝尔奖赋予了太多的道德想象。其他国家的获奖者有一些也有道德缺失，但中国人并不很了解；对近在身边的中国人则不一样，尤其是目前中国政治的黑暗与文学界的毛病，中国人很了解，也通常将其放在一起考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莫言还是其他类似莫言的作家获奖，都会受到各种非议。以莫言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政治的理解，他也应该知道，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以他自身的姿态，在收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朵耀眼的红玫瑰之时，也必然收获一把把扎人的芒刺。这是莫言的命运。
我觉得这次莫言获诺贝尔奖倒是为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祛诺贝尔奖之魅的课。对国际社会的理解，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人民，都有着偏差。比如，中国政府宣传西方势力妄图在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中国人民不是接受政府这种宣传，就是对态度复杂、立场各异的国际社会寄望过高。加之这些年来达赖喇嘛与昂山素姬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示范作用（尽管这两位领袖人物尤其是达赖喇嘛根本不是因为诺奖才成为本族人民的领袖），中国人也很希望通过诺贝尔奖打造一、两位人民需要的政治领袖，在中国民主化道路上承担领导者责任。如今诺奖得主在政治上无法满足中国人的这种需求，因而使他们不同程度地陷入失望，失望之余，自然会有各种言论。西方社会与其将这些言论看作是中国人好内斗、嫉妒心的产物，还不如将这些言论理解成这是中国人希望在本国民主化难产之时，国际社会能够伸出手切切实实地帮助中国人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9期 2012年10月5日—10月1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