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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突尼斯革命将本阿里这位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威权型政治人物带入了世界公共视野。读其一生行状，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原为七律，现录其中广为传诵的两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蕴含的政治哲理，就是强调时间坐标对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周代贤相周公如果不幸在流言四起之时死亡，肯定会被当作一个篡位者载入史册；西汉王莽如果在篡位之前去世，必将留下千载贤名。同理，本•阿里如果在2007年前死亡，或将权力通过选举和平转移给另一位政治家，其结局不仅不会象今天这样落得个被国民抛弃、举家流亡的下场，还会有不错的历史评价。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截至2007年，本•阿里统治突尼斯所采取的经济政治举措，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相似，其政声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本国，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别。
比较美中两国人民对本国及对方的认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却常常与中国人对本国的认识相反。最近皮尤公众与媒体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一项调查显示，在问到“哪个国家是全球领先的经济强国时， 47％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只有31%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但生活在号称GDP总量第二的新兴经济强国里的中国人，大多对自身生活的质量并不满意，不少人认为压力过大，前景灰暗。《人民论坛》杂志去年12月的调查显示，党政干部、公司白领与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均接近或超过一半。当去年满世界都惊呼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时，中国民众当中的大多数却认为自己没感到生活有什么改善。由《环球时报》组织的民调显示，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本身并没有成为第二大国的发皇气象。至于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只要看以下事实：从政治高层到中产家庭，只要有可能就千方百计将孩子送出来留学、移民――如果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比中国好，大家何苦这么折腾自己？
9年前我着手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之时，感到缺少一块拼图，即中国媒体人对政府控制媒体的经验自述。我当年虽然存有6本工作笔记，但一则本人是著述者，不能强调个人经验；二则我所供职的媒体并没有全国影响，因而这一块就只好留白了。但我心存希冀：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媒体人，说不定会有某位有心人为历史留下一套详细的工作笔记。
艾未未2010年12月2日对16位媒体人的采访，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采访的媒体人均供职于现阶段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其中既有南方系列，也有在属于“外宣刊物”的《凤凰周刊》，还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总编。作为采访者的艾未未能够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机智地设问与追问，将媒体、媒体人在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大都涉及到了，算是为这段时期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留下了一份媒体人的职业体验文本。如果说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各种法规性文件算是控制的骨架，这些访谈则有如血肉，让人看到了许多控制的细节。
这次乐清钱云会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为背景的土地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出乎人们意外的结果，即网民围观几个乐清观察团。其风评结果完全出于当初勇于任事的几个观察团成员意料之外。
许志永作为领队的公盟观察团在两天之内作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的结论，导致许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当局控制一切证人证据，并让证人处于巨大恐惧之中时，公盟报告所做结论过于轻率，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其余几个观察团分别审慎地作出了结论。王小山与屠夫的调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调查纪实则称找到新的证人，证明是谋杀，并已与证人签订保密协议，证人表示候中央调查团下来之时愿意作证。于建嵘的结论是：他不具备刑侦能力，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无法作出裁断，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问题。艾未未从“程序正义”出发对观察团调查过程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前些时听国内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提到，《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的终审权已收归广东省委宣传部。两家报纸获得如此“殊荣”，可谓是中国自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严管之举。当时心里还希冀这只是某段时期的临时举措，但紧接着是各类严管媒体的消息接踵而来。
一条是1月9日《亚洲周刊》报道：中宣部已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大报，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媒体如南方系列等，也将从各媒体内部发展两名阅评员，直接参与稿件终审。这种变事后纠察为事前审查的新闻阅评制度犹如“勒住中国媒体咽喉的钢丝”，让媒体不能越雷池一步。禁令还要求在十八大召开以前严格限制时政民生报道版面，各大网站也一律不许上敏感社会新闻，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
另一条是自由亚洲电台1月12日报道的“中宣部2011年新闻禁令舆论空前收紧”，从内容上来看，其中有禁载的较详细内容。
这文章的标题其实想说的是：中国有多少个钱云会？自从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以来，我就想了解到底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讨论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问题倒不是民间所热衷，只是官方学者隔三岔五地要就此规劝一番。至于政府自个倒是早就将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对待，而且还不是西方那讲究社会责任的公司，只注重公司的效益即GDP的增长，却将政府的服务功能弃之不顾，先是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当作包袱甩给了公众，让他们深受“新三座大山”压榨之苦；继而是为了保增长而乱采资源、引进污染项目，征地拆迁，全国到处发生自焚抗争事件。至于民众如何生存，政府只在口头上表示关心。所谓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本属于政府权责范围内的事情，政府更是雷声大、雨点小。与此同时是腐败日渐蔓延成了政治之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损耗，所剩无几。
最近胡总书记在CCTV上访问77元廉租房住户郭春平的节目，表明政府不在乎什么公信力，孜孜不倦地在玩“扮傻游戏”。请看，在节目上，那位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儿面对胡总书记的嘘寒问暖受宠若惊，胡总那一句“一个月租金多少，能不能承担得起？”真是一碗暖胃的面条，让郭氏母女如沐春风，连声感谢“党与政府的好政策”。
2010年12月25日发生的浙江钱云会命案，在政府与公民调查团均宣布为“交通事故”后缓缓拉下帏幕。对这次介入命案的公民观察团，乐清公安局表示盛赞，认为“他们的调查效率和公正立场值得敬佩”（http://tinyurl.com/2ajhh86 /）
对钱案的官方结论与公盟的“调查结论”，许多人无法接受。但有人则认为，官方与公盟三人调查团公布的所谓“真相”（交通事故），虽然并非公众所期待的真相（谋杀），但并非就不是真相。这话貌似有理，但放在钱案发生后的大场景中考察却颇值商榷。
近几天，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成了中国有良知者的心头之痛。这痛，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消失的原因。官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谋杀一个无辜的国民，这种暴政让每个人都看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看到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渺小。环视今日世界，除了与中国同为暴政俱乐部成员的北韩等少数国家之外，还有哪个政权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如此谋杀国民？
“村长怎成轮下人”（http://view.news.qq.com/zt2010/qyh/index.htm）这组报道已详细叙述了这一国家谋杀的前因后果。我现在只想探究一点，在各地的农民领袖当中，钱云会的命运究竟是个别还是普遍？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350家中国企业赴美借壳上市已损百亿市值”，不由得就想起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这篇文章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不过，“骗子”一文的作者当年执笔为文时，这条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产业链还未形成。相信他看到这条产业链的有关消息后，一定会找不到更高级的词汇形容他的感受。
最近的这条消息说，12月21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华建设（CAEI，即联游网络，上海联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以1：4的比例实施反向拆股，以避免被摘牌的危险。然后从大华的遭遇切入，剖析APO（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