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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人权（纽约）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另一篇则是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对抗、合作、倒退”（ 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这两篇文章道尽了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艰难，表达了作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刻体悟与无奈。
为了理清联合国的人权“迷宫”，我将菲丽丝•盖尔的长文要点概括如下：
第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典型例子是中国曾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中国人在热切期盼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来临，但却被卡在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政治开放的起跑点上了。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广州亚运会将于11月中旬开幕。由于借鉴了“奥运安保模式”，广州民众在欣赏盛会之前，饱尝了各种严格管制之苦。网上因此有言：“人生最悲剧的莫过于：奥运会时人在北京，世博会时人在上海，亚运会时人在广州。”
所谓“奥运安保模式”，是中国储君习近平任奥运会工作小组组长期间所创立。这个模式就是在特定时期，将某个区域视同于军管区域，视所有民众如潜在的破坏因素，在日常的管控手段之外，再加上诸多临时的严厉管制措施，以区域内民众失去许多行动自由为代价，以防范任何事故的出现。由于其“维稳”效力奇佳，后来成为上海世博与广州亚运全力效法的模式。随着维稳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政府启动“奥运安保模式”的时候越来越多。
从10月16日开始一连三天，中国各地接连举行反日示威游行。由于中国那部《游行示威法》事实上已变成《禁止游行示威法》，人们因此很容易猜测这些游行均由官方操控。然而到了20日以后，中国一些城市的大专院校依据教育部最新通知相继封校，不让学生上街参加反日游行。对官方这一放而又收的举动，很多人不太理解，只感到圣意难测。
中国官方当然要将这些游行说成是民众“自发”的。但事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制造了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爱国主义这个“魔鬼“，关在自己严格掌控的政治魔瓶里以备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本人由于工作性质所系，亲历了中国当局如何利用爱国主义这种国家游戏，争取外交利益。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后，中国各大学接到中共各级宣传部的指示：由学生会与校共青团委出面组织学生游行（不少学校还为学生提供游行期间的食物及饮料），标语口号统一制作，每个系要派出领队，以便控制局面，防止发生超出政府意愿之外的事情。同时各地媒体也奉命赶往现场“采访”，报纸在当晚都必须以通栏标题在头版做为重要新闻发出。宣传部还下发了一组参考性质的新闻标题并指示：各媒体做标题时可以在不偏离给定的标题题意范围之内发挥创造性，以免各报新闻标题大同小异，给外界造成政府在背后操纵的印象。游行过程中，不少武警与公安穿上便衣混于游行队伍当中，遇有学生呼喊政府不喜欢的口号，立即制止。于是整场游行“稳定有序地进行”，“向美国政府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与力量”（当时的媒体用语）。
10月16日晚，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车祸。肇事者李启铭撞伤人之后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接女友。在其回程时，车子被学生和保安截住，肇事者那句“有本领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让官二代的骄横再次成为网络舆论谴责的焦点。
李刚的官其实不算大，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能只是个副处级，但其子的骄横却折射了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特有的一道文化密码：“衙内”现象。从古到今，中国就是个讲究家世传承的身份型社会，自唐代开始才有科举制为底层社会开了一条极为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绝大多数民众只能是“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子承父业地生活下去。
这种身份型社会有一个副产品，即官员子弟可以凭借父兄的地位在社会上享有特权。这种特权为有才者善使善用，这时候被尊称为“公子”，比较有名的有战国四公子、明末四公子、晚清四公子――也许“公子”这一产品最开始问世时就与“四”字结缘，以后历代都追慕前贤，想方设法凑成“四公子”之数。官员子弟如果成为仰仗父辈之势做坏事的纨绔子，则被贬称为“衙内”。《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成为这类人的文学形象。
最近中国有一部话剧走红，剧名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与当年《切•格瓦拉》一样，这部话剧在话语系统上属于左派谱系，但表现形式却与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为知识分子与小知识分子创作的戏剧，其表现手法颇为“后现代”，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调动观众视觉与听觉，并使之与舞台上的演员相呼应；《最后的斗争》设定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据介绍，这部话剧由军队剧作家孟冰编剧、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吴晓江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展示了发生在老红军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心灵较量：除夕之夜，脾气火爆的老红军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后重新相认的大女儿、非法集资行将败露的小儿子、古灵精怪的80后孙女点点、神秘人物周小剑，……各色人等暗怀心事，轮番登场。据评论，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与滥用职权等现象。由于所涉主题敏感尖锐，曾经多次修改，剧名也曾改为《大过年》在小范围演出。
据说，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法多元化的今天，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纯粹是靠着“狠”劲拼出来的，所谓“狠”主要表现为“台词够狠”，譬如“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就是理发，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这些台词多年前在网络上窜红，但用于话剧台词还是第一次。因此，该剧于今年5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现在又二度连续公演，观众大呼过瘾而媒体不敢多加报道。
中国政府郑重宣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发展方式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被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
其实，改善收入分配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均被列为规划重点。只是那时中国人大多没想到国富与民富并非同一回事，总相信党的宣传“大河涨水小河满”，以为国家富了，民众的收入自然会水涨船高。
今年8月初那条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终于让中国人看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亲爱的Motherland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第103位。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中日两国民众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零年代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机会不均等及权力市场化；而本世纪以来，除了上世纪形成的财富及社会资源占有格局之外，还有政府对民众生存资源的直接掠夺（主要是征地拆迁及引进污染企业）。因此要想改善收入分配与民生，中国政府至少得做几件事情：
近来美元不断贬值，导致其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降至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中国不愿让人民币升值，近日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未能就避免“货币大战”的措施达成共识。IMF高官只能各打50大板，指出各国尤其是中美应该在汇率问题上合作并避免保护主义。有人讽刺说：“货币问题国际声明的价值还不及印刷它们的纸张。”
人民币汇率是个积累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政府其实考虑过是否升值，内部也有过相应讨论。但今年3月份做完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以后，政府决定不再考虑升值。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也很悲观，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减少1%。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如果人民币汇率上升20%，除了航空、造纸等行业外，大部分中小型制造企业将直接倒闭，上亿制造业劳工面临失业的危险。9月份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谈到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失业剧增的说法即根据这些报告。
为了减轻压力，中国政府在6月下旬对人民币实施爬行盯住汇率制度，国际社会最开始兴奋过一阵，但很快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为了保住本国制造业的出口机会不再缩减，一些国家采取了行动，比如日本在9月中旬结束为期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此举引发其他国家仿效，韩国、巴西、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国先后采取措施压低本国货币，以减轻出口业受到的冲击。不少国际金融专家认为，某种形式的“货币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正寻求让中国通胀，而中国则试图让美国通缩。但美国没有获得它预期的效果，世界其它国家则受到了牵连。
中国朝野现在均重视外部评价，最能调动中国人情绪的应当就是来自美国的评价。闻好评则喜，认为这是本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闻差评则怒，认为这是“海外反华势力”在妖魔化中国。
8月下旬，美国《新闻周刊》发布一个最受尊重国家领袖排行榜，中国的温总理被赞扬为“最体恤民情的领袖”，位居榜首。这条消息立刻登载在中国各大官方网站上。但9月25日《纽约时报》那篇由温相在出席联大期间的表现而激发出的文章――“新中国的三副面孔（Three Faces of New China），中国方面认为此文有污名化中国之嫌，于是当它不存在。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温相的言行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让它们有机会看到中国三副完全不同的面孔。第一副面孔是一个欺负邻国的中国，它切断日本获得稀土的渠道，除非东京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上彻底认输；第二副面孔是一个会敷衍的中国，温家宝竭尽全力转移奥巴马就人民币价值问题施加的压力。第三副面孔是对国际事务的精于算计。比如在对北韩和伊朗制裁的问题上选择为平衡其国家利益而采取不一致的立场。还有为获得苏丹、伊朗的石油，经过非洲好望角的安全运输等所实施的一系列谋略。
看到中国有三副不同面孔，这表明美国记者已经学会多向度地观察中国。但该文认为“这种从挑衅到半挑衅到外交手段，在20年前中国领导人想都不敢想”，则是对中共从毛泽东处继承下来的外交韬略（尤其是对美谋略）缺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