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这句话用于赵紫阳先生却不合适，这倒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中国当局为他做个结论，送上一堆“伟大的……”之类的美谥，因为那类美谥于活人的待遇有用，但于真正的历史评价却无太大的关系。人们纪念赵紫阳，是因为他曾经开启过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至今还未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人们拥有一件事物时，并不觉得这件事物有多珍贵，只有当失去它时，人们才会从对比当中感到失去的是多么珍贵。当年赵紫阳先生在位时，人们因胡耀邦去职而愤懑难平，这种愤懑无法针对逼胡耀邦下 […] Read the rest

每年我都要阅读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大赦、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的各种报告，因为这些组织正在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我当然清楚我们那块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脓疮，被深深掩藏的丑恶。但每次读后我还是禁不住心里沉甸甸的，我真的为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的现实人权状况感到羞耻。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巧辩，将中国的首要人权解释成生存权，但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却只有一种，而这种标准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尽管深深了解 […] Read the rest

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将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作为僻处南国的后辈学人，我与李慎之先生见面无多，总共三次，且都是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见他与李锐、朱厚泽先生。那次只有我们四人，讨论的话题很集中，是中国近现代史，当前时局以及社会发展可能的走势，时间近三个小时。那次慎之先生谈锋甚健，言谈中突然转头问李锐与朱厚泽两位先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时就想不到？”李锐老人答称：“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凡在位置上坐着时，就想不到这些事，想的只是升官。”朱先生补充了一句：“ […] Read the rest

岁月徜恍迷离，1982年我做了些什么？ 因无记日记之习惯，竟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却至今印象清晰，因为它最后促使我改变了治学道路。 1982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这年冬天，我与16个同学去湖南省常德市下辖的蔡家桥镇中学参加教学实习，由我带队。那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三湘四水间素有“金常德、银益阳”之称。我们去的虽然是个镇，但物产之丰富，每天从镇上赶集的农民所卖的土特产中就可稍见一斑。 我们借住在镇政府的一栋旧平房里，每到下班之后，镇政府那两层楼的办公楼里就人去楼空，只有炊事员周师傅留守 […] Read the rest

“西安打假”归来后,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我，末了总不忘补上一句：希望这事不要太影响你的心境，耽误你的研究。一些了解冒我的名出书的朱健国的品格及为人者还进行预测：朱已经将贾平凹、余秋雨、袁庚、张志新、何清涟通吃了一遍，下一个目标不知轮到谁? 与刚在西安打完假回来时相比，心情相对轻松了一点，身体疲惫也略为恢复了一些。于是做学术研究的“积习”又抬头了，开始思索中国社会的“生态平衡”问题：一个人成了名，便有不少人要来吃“名人”，吃和被吃，就构成了一种社会生态。而且这“吃”分成几种，第一种是假称与“名人” […] Read the rest

我作为一位社会化的学者，我经常有幸接触到各阶层人士，并听到来自各阶层的不同声音。正是这些诉求各异的声音，使我深深触摸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我真切地感到，这些声音引起的社会关注有大有小，原因倒不在于声音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发出声音的人背后的实力支撑。 人类社会从来就是靠实力排座次。在国际事务中，各国完全凭借以武力、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竞争力发言；在一国的内务中，各阶层则凭借其拥有的实力发言，这实力，既有他们在社会阶梯上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有货币赋予的权力。与这两项权力完全无缘的阶层，其利益诉 […] Read the rest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百周年纪念特刊的头条写道：“人类能够拯救这个脆弱的行星吗？”文字的旁边是一张水晶般地球的全息照片，当地球倾斜着时，看起来就像是摔破了。球体的完整形像被授给环保英雄，旁边的说明则写着：“我们的星球就象是托座上的精致水晶球，值得我们做最妥善的照顾。”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5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 […] Read the rest

张五常先生的佳作《三种社会体制》已有余世存先生的文章加以评论，用不着再从其代表谁发言这一角度来谈。倒是看了最后张先生比较得意的“砍老鼠尾巴”的结论时，发现张先生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由谁来砍老鼠尾巴。 如果中国的腐败近些年来没有波及到司法领域，那么我们还能期盼张先生的“砍老鼠尾巴”理论有个部门予以执行。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司法腐败恐怕没人敢断然否认。早已有人将中国的反腐败比之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腐败现象全面进攻，后来变成全面防御，直到前两年已变成重点防御，即在司法、军队、行政执法等部门与金融系统内 […] Read the rest

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文学者，一般不会忘记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与他提出的“大历史观”。 关于这本书，早已有不少历史学者与非历史专业学者从各方面谈及它的种种好处。我这篇短文就不想再步大家的后尘，只想从另一个还未被注意到的角度谈谈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对中国“新史学”形成的冲击。 从历史观及其治学方法来看，中国历史上其实只存在过两种史学，一是由“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奠定的旧史学——这一称号是我个人加上的，但我想司马迁先生如果生在欧美诸国，这一尊称大概早已由前人充满敬意地奉上——这一传统绵 […] Read the rest

几年以前，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我曾看到过一幅版画：天空中一轮模糊的圆月，清冷的月光洒在一些年代久远、灰的农舍上，农舍的构图略有点夸张变形。不知怎么，我突然感到这位画家似乎试图远离人间——尽管画面上的农舍原本应该是人的栖息之地。 我喜欢那幅画散发出来的那种远离人间的清冷之气，这种清冷之气不可以用语言描述。佛说，“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指的虽是禅境，其实用之于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也一样。 我看了一下画的说明：西递村系列之一，作者：应天齐。 以后我又在别处相继看到过应天齐的几幅画。没有特别留心，在众多流 […] Read th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