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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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者所摆布。”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人只要生存于世，就无法回避几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人生问题：生和死、贫和富、爱和恨。一个人终其一生，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几个问题的不断解构和回应。大多数人的解构都平淡无奇，只有少数具有大智慧和深沉之爱的人才能将自己的回应化作地球上最美的思维之花，润泽人类的心灵 […] Read the rest
读书与随笔

从“改革”、“开放”到民主化: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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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晓农 （本文在国内《书屋》杂志发表时用的标题为“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 Read the rest
程晓农文集

学术泡沫：“儒家资本主义”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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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开始，东南亚五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使得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压的东南亚国家深感骄傲。为了解释奇迹之产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在将近20年内发展成为一门有一定框架的“理论体系”，并对现代经济现象处处都能加以“解释”的“学说”。 对于“儒家资本主义”这一产生于民族辩护情结的学说，曾有不少人深信不疑。但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危机程度之严重，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人们开始怀疑，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干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逻辑 […] Read the rest
学术思考

中国企业的知识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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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要进入现代化进程，首先得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历史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命运的缩影。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知识经济”一词弄得目瞪口呆。据说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了100多年，但仍然是迟到的后来者：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 […] Read the rest
经济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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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改革，是由中国经济改革方略所决定的。 有人曾形象地将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动机作一概括：两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为了一张“口”，前苏联是为了“口”的社会功能：言论自由-政治自由，而中国则是为了“口”的生理功能：吃饱饭。目标不同，由目标决定的改革方略、改革手段、改革路径等也就有了根本的差异。前苏联采取的是从难到易，由体制核心动手术，故此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然后再用很低的折价率将国有资产折价并量化到俄罗斯公民，以发展私有化生产，建立市场经济。而我国则是从体制外围入手，初始目的只在于重建和修补被一系列 […] Read the rest
经济分析

中国企业改革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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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把世界工业化过程分为4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能获得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分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 […] Read the rest
经济分析

婚姻中的经济学──读格雷·贝克的《家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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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代，再也没有任何社会的基本单元比家庭受到的挑战更严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家庭行为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离婚率的上升正在使家庭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学家广泛的关注，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在众多著作中，号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贝克的《家庭论》脱颖而出，成为研究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以此奠定了以家庭为本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在《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一书中，贝克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 […] Read the rest
读书与随笔

思想的飘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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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想过我的文化“归属”问题。但最近的一些提法却使我对此感到糊涂，迫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归属”开始在意起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以后，杂文家丁东写了一篇书评，说是北京为中国思想界龙头，上海次之，广东较前两地自有不如，但近年来在全国引起极大震撼的三本书（《山坳上的中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代化的陷阱》）与最近撼动中国知识界的长文《胡风事件：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精神事件与政治事件》（林贤治著）却都是广东学者写的。他由此提醒大家注意广东文化这一精神特质。在与深圳一些朋友的谈话中，也发现不少 […] Read the rest
读书与随笔

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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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中国部分志士在“变法图强”的意念驱使下，开始了以变革政治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戊戌变法”，而这次变法的失败，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决定了中国百年飘泊历程的两个相关主题是“法统”（政治制度）和“道统”（意识形态）的创新。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 […] Read the rest
学术思考

“巴西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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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岔路口上，总是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增加了所有集团（包括穷人）的收入，但是相对来说富人的收入却有了更大的增加，这就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第二种选择没有增加穷人的收入，但是它降低了富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状况虽然改善了，但贫穷的程度依然如故。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们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选择。在这方面付出最惨重的社会经济代价的典型要算是巴西。 巴西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在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采取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发展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片面的发展哲学曾使巴西经济在 […] Read the rest
读书与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