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