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亦有情——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这句话用于赵紫阳先生却不合适，这倒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中国当局为他做个结论，送上一堆“伟大的……”之类的美谥，因为那类美谥于活人的待遇有用，但于真正的历史评价却无太大的关系。人们纪念赵紫阳，是因为他曾经开启过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至今还未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人们拥有一件事物时，并不觉得这件事物有多珍贵，只有当失去它时，人们才会从对比当中感到失去的是多么珍贵。当年赵紫阳先生在位时，人们因胡耀邦去职而愤懑难平，这种愤懑无法针对逼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于是都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来，这也是赵紫阳至死都在背负的一个道德包袱。那段时期，人们还未感觉到赵紫阳于中国人民的珍贵，也不知道赵紫阳提出的以民主与法制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会与中国人民日行日远，最后竟然变成言论禁区。

随着继赵任总书记的江、胡陆续登台，尤其是近两年，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党务系统向左急转，政务系统则向右转，现任领导人表现出对毛时代统治方式（尤其是思想与意识形态控制）的迷恋，在解决社会矛盾与底层不断的反抗活动时，则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偏好。直到此时，人们方才感到赵紫阳先生的可贵。

人们在对比中发现，在中共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是唯一一位真懂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在做封疆大吏时，他就以解决民生、舒解民困见长，“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当时两句广为传颂的民谣。至今为止，对中国的改革，人们常会这样总结：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各阶层普遍受益的阶段，但很少有人指出，这一阶段，正好是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的时候。只有在中国陷入因权贵私有化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并由此引发种种社会矛盾时，中国人才会想起中国的经济改革迄今虽已长达26年，但只有胡、赵时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自由和平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只有在那一时期，民众才真有改革的参与感。通过对比，人们才恍然悟出：赵紫阳的被迫下台，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标志着理想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终结。

也只有到了90年代末期社会矛盾进入高发期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当局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迷恋，动辄使用武警、军队等专政机器对付养育这些军队的“人民”（这时候“人民”已经变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或“阴谋颠覆政府”的罪犯）。对比之下，人们才知道1989年赵紫阳先生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和平抗议，在明知邓小平已经考虑使用军队镇压之时，还敢于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何等难能可贵。虽然赵紫阳的这一建议与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被邓小平的强人之手碎为齑粉，但这一建议承载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却历久弥新，与历史同在。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方面，赵紫阳也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如今的中国，国安部正对中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加强渗透，“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成了国家诬陷的常用手段。对比之下，人们自然会觉得当年赵紫阳先生尊重思想自由的作风是何等难能可贵。经历过80年代中国改革的人士都知道，赵紫阳擅于策略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对西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人们记得，赵紫阳在非常策略地尽快结束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如今已经完全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赵紫阳曾经创造过一次改变工人命运的机会，1988年年底赵将改革派中颇负盛名的朱厚泽推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一职，并从根本上恢复了工会的本义：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以后工人罢工，工会只许站到工人一边，而绝不准和党委、厂长站到一起。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在任何一轮利益博弈中中国工人这一社会群体都处于弱势状态，人们都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年赵紫阳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进，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是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

回忆起赵紫阳当年的作为，纪念赵紫阳的意义就远远超出纪念一位政治历史人物的意义。因为在这位老人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历史沧桑，还体现了中国政治在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上所遭逢的艰难曲折与踣跌起伏。人们纪念这位曾经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第一步的共产党领袖，为的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重新引入中国的政治生活。

历史无情，因为历史往往并不将机会赐给那些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但历史也有情，因为历史并不全是以成败论英雄，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历史有时还会记住那些真正能够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物。

赵紫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中共党史那林林总总的领袖人物中，他与胡耀邦两人，将以富于人性的健康人格与“阳光形象”与他人有别。只此一点，就已经弥足珍贵。

（原文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月20日，总 71 期）